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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

《好奇心》可以看作是著名作家阿尔维托·曼古埃尔对于《神曲》的阅读札记，也可以看作是他于人生暮年回看往昔的人生手记。

在本书中，作者细腻地记叙了私人阅读史中每个重要的“惊奇瞬间”。就像他尽力想追寻心灵朝圣者但丁那般，他希望向读者传递的是，无论我们是在阅读森林或人生黑林遭遇了何种迷失，“好奇心”都会是我们对抗迷失的利器。而文学，将通过语言文字，永远为“好奇心”保留栖息的土地。

下文节选自《好奇心》第七章《我是谁？》，注释从略，试图使读者能对该书的写作主题、风格与叙事笔法有所感受。

编者按

Allegorical Portrait of Dante，Florentine

“我存在的意义，”荣格写道，“就是人生正在向我提问。或者相反，我自己也是一个对世界提出的问题，我必须传达我的答案，或者我依赖于这个世界的回答。”我们既是整体的人类，也是个体的人类，所以在其他人的故事里回答“我们是谁”这个人生问题的尝试，在某种程度上会让我们感到愉悦。不过，文学并不是“世界的回答”，而是一系列更多和更好的问题。就像但丁遇到的那些灵魂告诉但丁的故事一样，我们的文学更多或更少地给我们提供了一面可以有效地用于发现我们自己的秘密特征的镜子。我们心中的图书馆是关于“我们是谁”（或者“我们相信我们是谁”）或者“我们不是谁”（或者“我们相信我们不是谁”）的复杂地图。无论是像弗洛伊德那样欣赏歌德的《浮士德》早期的场景，还是像荣格那样被《浮士德》的结局所吸引，无论是像博尔赫斯那样喜欢康拉德多于简·奥斯汀，还是像多丽丝·莱辛那样更欣赏伊斯梅尔·卡达莱（ Ismail Kadare）而不是村上春树，对这些选择，我们并不必要采取一种文学理论之中的批判性立场，这些偏好更多地只是对反思性同情、同理心和认识问题的回答而已。我们的理解从来不是绝对的：文学不允许教条主义的倾向。相反，我们总是转变我们的忠诚，比如这一段时间我们喜欢某一部书的某一章节，以后一段时间我们又会喜欢其他的章节；这一段时间有一两个角色占据了我们脑海中的幻想，但以后另一段时间又会有别的角色取代了它们的位置。读者持久的爱，要比我们想象的更为罕见，虽然我们更喜欢相信我们考虑最多的文学品味不会随着岁月的流逝发生变化。但是我们确实会改变，我们阅读的口味也会改变，如果我们今天在考狄利娅（ Cordelia）那里认出了我们自己，明天我们也会把高纳里尔（ Goneril）视为我们的姐妹，最后在未来的日子里再与李尔王那个既愚蠢又让人喜爱的老年人攀亲戚。这种灵魂的“轮回”，才是文学之中最不偏不倚的奇迹。

然而虽然在所有的奇迹之中都能找出我们文学的历史，不过其中很少有能够像《阿丽思漫游奇境记》（ Alice in Wonderland）的诞生那样令人惊讶的了。这个众所周知的故事值得我们再讲述一遍。在 1862年 7月 4日下午，牧师查尔斯·路维基·多基孙（ Charles Lutwidge Dodgson）和他的朋友李弗任德·鲁宾逊·达克华斯（ Reverend Robinson Duckworth），以及基督教堂院长李德尔博士（ Dr. Liddell）的三名年幼的女儿一起参加泰晤士河上进行的从牛津附近的弗利桥（ Folly Bridge）到阁兹头村（ Godstow）的三英里划船竞赛。“太阳太晒了，”很多年后阿丽思·李德尔（ Alice Liddell）回忆说，“我们在河边的草地上登陆，抛开了船只，躲在我们找到的一大片刚堆出来的草垛下面的阴凉处。三个小朋友在这里开始了那个古已有之的请求：‘给我们讲一个故事。’这就是《阿丽思漫游奇境记》这个令人愉快的故事的开端。有时查尔斯·路维基·多基孙先生为了取笑我们—也许他是真的很累了，他会突然停下来然后说，‘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啊，可是那就要等到下一回了呀’，三小只会感叹说。然后经过一番说服，这个故事就又会重新开始。”划船回来之后，阿丽思追问查尔斯·路维基·多基孙会不会为她把这个冒险故事写出来。他说他会试试看，并且几乎整晚整晚地坐起来把这个故事写到了纸上，还加上了一些钢笔插画；之后人们经常在院长办公室客厅的桌子上看到《阿丽思地底漫游记》（ Alice’s Adventures Underground）这部小册子。三年之后，在 1865年，这个故事由伦敦的麦克米伦公司以“路易斯·加乐尔”的化名出版，标题是《阿丽思漫游奇境记》。

刘易斯·卡洛尔（Lewis Carroll ）

李弗任德·达克华斯牧师准确地回忆起了这次短途旅行：“在著名的从弗利桥到阁兹头村的旅途中，我划船桨，他就在船头摇舵，当时三位李德尔小姐是我们的乘客，这个故事实际上是为阿丽思·李德尔小姐讲述的，声音从我肩膀上划过，阿丽思·李德尔是我们演出的‘艇长’。我记得我转过身跟他说，‘多基孙，这是你一时兴起的浪漫吗？’他回答说，‘是的，我正在边走边想呢’。”他在“边走边想”的正是阿丽思奇境漫游的故事，这个事实令人难以置信。阿丽思掉入兔子洞和地下探索，她的遭遇和她的发现，三段论、双关语和机智的笑话，一边构思一边连贯地把它讲述出来—这似乎是不可能的。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评论但丁《神曲》的结构时说，如果读者们相信摆在他们面前的文字是从诗人的眉头之中蹦出来，而不是进行了长时间的打草稿和锤炼的话，那他们就真是太天真了。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说，没有任何文学作品的写作会是灵感瞬间迸发而出的果实：写作是一个艰难的过程，是在经验丰富的技巧的帮助下，不断地试炼和纠正错误的过程。但是写作《阿丽思漫游奇境记》的情况就我们所知却并非如此：恰恰正是这样的不可能性，才恰恰可能就是事实本身。毫无疑问，在路易斯·加乐尔的脑海里或许早就创作出了许多这个故事里面的笑话和双关语，因为路易斯·加乐尔一直很喜欢谜题和文字游戏，并花了很多时间为了娱乐他和他的孩童朋友们构思出了这些谜题和文字游戏。但是光有一大堆技巧还不足以解释，这部作品为什么会有如此严密的逻辑和快乐的情节来完满地贯穿整个流畅的故事。

《阿丽思漫游奇境记》初版书影

六年之后，路易斯·加乐尔发表了《阿丽思漫游奇境记》的续作《阿丽思漫游镜中世界》，这个故事确实是从路易斯·加乐尔平常的办公时间之中收获而来的故事，但是看起来《阿丽思漫游镜中世界》中棋盘游戏的构思并不比《阿丽思漫游奇境记》之中疯狂的纸牌游戏更加精妙，这两个故事之中所有精彩的废话显然都来自最初那个游玩的下午“一时兴起”的奇思妙想。据说，神秘的东西完全都是从神格的命令那里接受而来的，在文学史上就有一些众所周知的著名的创作例子——开德蒙（Caedmon）的《创作赞美诗》（Hymn of Creation）a 和柯勒律治（Coleridge）的作品《忽必烈汗》（Kubla Khan）就是这样的两个例子——但是我们却几乎从来没有不偏不倚地见证这些诗意的奇迹。而在《阿丽思漫游奇境记》的例子之中，李弗任德·达克华斯牧师的证词，似乎也是无懈可击的。

然而没有任何奇迹会是完全无法解释的。路易斯·加乐尔的故事在人类心灵之中具有更深刻的根源，这个根源远不是它作为幼儿读物的声名所能揭示的。《阿丽思漫游奇境记》读起来并不像其他任何儿童故事那样：它的地理环境深受其他业已建立的神话场所（比如乌托邦和阿卡迪亚）的影响。在《神曲》中，玛泰尔妲（Matilda）是守护在炼狱山顶峰的灵魂，她向但丁解释了黄金时代这个被所有诗人所吟唱但是长期以来被人们遗忘的天堂，这是一个失落的天堂，一个消失了的完美幸福的国度；也许“奇境”的尽头，正是对于这个理性健全的国度的无意识记忆，如果通过社会习俗和文化习俗的眼光去看，这是一个在我们看来完全疯狂的国度。无论阿丽思系列故事是不是具有一个故事原型，“奇境”总是似乎以某种形式或者其他形式存在：人们永远不会是第一次跟着阿丽思走下兔子洞，第一次穿过红皇后的迷宫王国。可以说只有李德尔三姐妹和李弗任德·达克华斯牧师出现在了创作之中，甚至他们一定也曾有某种似曾相识的感觉（dejà vu）：在第一天之后，这个奇境进入了普遍想象力的领域，就好像伊甸园圣林一样，成了一个我们所有人都知道它存在，但又没有任何人曾经涉足其中的地方。奇境“不会出现在任何地图上；永远不会存在的真正的地方”（正如梅尔维尔［Melville］注意到的另一个故事发生的原型场所），它是我们梦想生活之中反复出现的景观。

奇境当然是我们的世界，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事物的一个舞台，它们的展现正是为了让我们看到它们—不是以无意识的象征性的术语（尽管弗洛伊德如此解读），也不是作为一则阿尼玛寓言（an allegory of the anima）（按照荣格的解释），更不是基督教的比喻（尽管故事讲述者在从弗利桥到阁兹头村的旅程—这是一片“上帝之地”—之中，出现了各种愚蠢的名字），甚至也不是诸如奥威尔（Orwell）或者赫胥黎（Huxley）笔下的那种反乌托邦寓言（或许某些评论家会这么认为）。奇境只是一个我们每天都会发现自己身处其中的地方，这个地方看起来很疯狂，带着天堂、地狱和炼狱所分配给我们的东西—我们必须穿过这片地方，就像我们必须漫步人生路一样，遵循心牌皇帝（King of Hearts）的指引：“从起头的地方起，”他告诉白兔子，“一直到完的地方完；念完了然后再停止。”

贯穿阿丽思的旅途，阿丽思（正如我们说过的但丁一样）只配备了一种武器：语言。我们是通过文字来穿过歙县猫的树林和心牌皇后的槌球场的。也正是通过语言，阿丽思才发现了“事物究竟是什么”和“事物所显现出来的是什么”之间的区别。正是靠着她的质疑，才连带出了奇境之中暗藏的疯狂，就像我们的世界暗藏在尊重传统的厚重大衣之下的疯狂一样。我们或许试图在疯狂之中找到其中的逻辑，正如公爵夫人试图在万事万物之中寻找出某种道德一样，可是事实却是如同歙县猫所告诉阿丽思的那样，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并无选择：无论我们遵循哪条道路，我们都会发现自己处在一堆疯狂的人之间，我们必须尽可能地使用语言，牢牢把握住我们所认为属于我们的理智。语词透露给阿丽思的是，在这个令人眼花缭乱的世界之中唯一的一条无可争议的事实：在看似理性主义的面纱之下，我们都是疯子。如同阿丽思一样，我们冒着自己（以及所有其他的人）被自己的眼泪淹没的风险。我们喜欢像渡渡鸟那样思考，认为无论往什么方向跑，也无论我们奔跑得如何无力，我们所有人都应该成为赢家，我们所有人都有资格获奖。我们就像白兔子一样，左右发号施令，就好像其他人有义务（并且很荣幸地）为我们服务。我们也像毛毛虫一样，质疑像我们一样的生物是谁，但对我们自己是谁这个事知之甚少，即便我们就快不是我们自己了。我们和公爵夫人一样相信需要惩罚年轻人讨厌的行为，但我们对于那种行为的原因却不感兴趣。我们还像疯帽子一样，觉得只有我们才有权利在摆放食物和饮料的桌子上大吃大喝，我们玩世不恭地给饥渴之人供应葡萄酒，但是其实除了今天之外，我们每天都没有葡萄酒和果酱可供吃喝。在像红皇后那样的暴君的统治下，我们被迫去玩一个疯狂的游戏，道具又古——用的球是活的刺猬，用的槌棒是活的红鹭鹚——当我们没有按照红皇后的指示行事的时候，她就会威胁我们要砍掉我们的脑袋。我们的教育方法，就像骨敕凤（Gryphon）和素甲鱼（Mock-Turtle）向阿丽思解释的那样，要么做怀旧练习（教阿丽思微笑和悲伤），要么教她服务他人的培训课（教阿丽思如何把龙虾投掷入海）。然而我们的司法系统，却早在卡夫卡描述它之前，就已经像是审判心牌戛客（Knave of Hearts）的场景那样难以理解和极为不公。可是我们很少有人具有阿丽思在书中最后的勇气，为了我们的信念站起来（字面意思）并拒绝闭上嘴巴。因为在这种至高无上的公民不服从行为之中，阿丽思被允许从她自己的梦中醒来。不幸的是，我们不是。

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阿丽思漫游奇境记》插图

我们的读者在阿丽思的旅程和但丁的旅程之中认识到，他们的旅程的同伴，同样也是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之中的主角：追求梦想和失去梦想以及随之而来的眼泪和痛苦、生存的竞争、被奴役、迷茫的自我认同噩梦、不良家庭的影响、必须提交但毫无意义的仲裁、滥用权威、不当的教学、对不受惩罚的罪行和不公平的惩罚无能为力的知识，以及理性在长期以来反对非理性的斗争。所有这一切以及无所不在的疯狂感，实际上都是对这本书内容的总结。

“假如要说明什么才是真疯，”哈姆雷特告诉我们，“那么除了说他疯了以外，还有什么话好说呢？”阿丽思或许也会同意这一点：疯狂就是把所有一切不疯狂的事物排除在外，因此奇境之中的每个人都会陷入歙县猫的格言（“咱们这儿都是疯的”）。但阿丽思不是哈姆雷特。她的梦不是噩梦，她从未犹豫过，她也从不认为自己是幽灵般的正义之手，她从不坚持要去把事情证明得清清楚楚，但她相信要立即采取行动。对于阿丽思来说，话语都是活生生的生物，而思考（与哈姆雷特的信念相反）并不会使事情变好或变坏。阿丽思肯定不希望她坚实的肉体融化掉，就像她也不愿意它突然猛长或缩小（虽然为了通过窄小的花园门，她希望她能像望远镜似的变小了）。阿丽思绝不会屈服于有毒的刀刃或醉酒，不过跟哈姆雷特的母亲一样，她也拿起了一只装满毒药的杯子：当她也拿起了那个写着“喝我”的瓶子时，阿丽思首先看的是这个瓶子的瓶身是否标有有毒的记号，“因为她曾经在书里看过好几件好故事，讲小孩子们怎样不乖就烫了手、怎么被野兽吃掉，还有别的可怕的事情，都因为他们总不肯记得大人交代的几条很简单的规矩”。比起那位丹麦王子和他的家人，阿丽思要更加理性。

Hamlet and his Mother，Eugène Delacroix

不过就像哈姆雷特一样，阿丽思在被塞进白兔子的房子里的时候一定也曾经困惑过，自己是不是也被困在了这样的一个小壳子里面，但是为了在将来成为无限空间的国王（或女王）阿丽思所做的并不仅仅只是担心而已：她努力争取赢得冠军的头衔，而在《阿丽思漫游镜中世界》中，她努力工作去赢得这个梦想之中的王冠的承诺。阿丽思生在严格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戒律之中，而不是宽松的伊丽莎白女王时代，阿丽思相信纪律和传统，她也没有时间抱怨和拖延。在她的奇境漫游之中，阿丽思就像一个得到了良好教育的孩子一样，她以简单的逻辑直面非理性。习俗（现实之中人为构造的产物）是针对幻想（自然现实）而制定的。阿丽思本能地知道，逻辑是我们对抗胡说八道和揭露其秘密规则的方式，阿丽思甚至还无情地对比她年长的人们（无论是面对公爵夫人还是疯帽子）应用逻辑。当她的论证被证明是无用的时，阿丽思坚持至少要把不公正的荒谬情况变得相对平淡一些。当红皇后要求法庭给出“先定罪—后断案子”，阿丽思果断地回答她说：“胡说八道！”（Stuff and nonsense!）这也正是我们的世界之中绝大多数荒谬之事所应当得到的唯一答案。

然而，阿丽思的旅程是一个她没有得到答案、只是获得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的旅程。在她的地下冒险和后来的镜中漫游之中，阿丽思会因为她并不是她所认为的自己是谁（甚至不再是谁）的问题而感到困扰，这也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困扰着毛毛虫的那个可怕的难题：“你是谁？”“我—我不大知道，先生，”阿丽思有点不好意思地答道，“我现在不知道，—无论怎么，我知道我今儿早晨起来的时候是谁，可是自从那时候到这会儿，我想我变嘞好几回嘞。”毛毛虫严厉地告诉阿丽思要给出一个解释。“我怕我不能把我自己招出来，”她说，“因为我现在不是自己，您看，先生？”为了测试她，毛毛虫要求阿丽思背书，但是阿丽思背出来的东西却“背错啦”。阿丽思和毛毛虫都知道，我们是由我们所记得的事物来定义的，因为我们的记忆就是我们的自传，里面保有了我们关于我们自身的形象。

Advice from a Caterpillar，Arthur Rackham

等待写着“喝我”的瓶子里的饮品产生效果的时候，阿丽思问自己是否会“缩缩到没有了，如同吹灭了的蜡烛的火苗一样，那时候我倒不知道觉得像什么了？”答案就在《阿丽思漫游镜中世界》中腿得儿弟（Tweedledee）和腿得儿敦（Tweedledum）指着树林子里熟睡的红皇帝（Red King）的回答之中。“你猜他梦见的是什么罢？”腿得儿弟问道。阿丽思说，那谁猜得着啊！“自然是梦见你了！”腿得儿弟得意地拍起手来。“那么要是他一会儿梦里没有你了，你猜你就会在哪儿了？”“自然还是在这儿了。”阿丽思自信地回答说。腿得儿弟轻蔑地反驳道：“哼！你才不呐！你哪儿也不在啦。你不过是在梦里头的一种东西就是了，你想！”

阿丽思知道她可能不叫“爱达”（Ada）或“媚步尔”（Mabel）（何况“到底她是她，我是我”阿丽思心烦意乱地猜想道）；白兔子把阿丽思叫作玛理安（Mary Ann）；鸽子认为她是一条长虫；活花儿（Live Flower）觉得阿丽思也是一朵花；独角马以为阿丽思是神话里讲的那些怪物，并提出说，“你要相信有我，我就相信有你”。我们的身份认同似乎取决于他人相信我们是谁。我们凝视着我们的电子产品的屏幕，一如水仙少年那耳喀索斯热切而恒常地凝望着湖水，我们期待我们的身份认同得到恢复或肯定，不过在此不是通过在我们周围的世界，也不是通过在我们内心生活的事工，而是通过那些虚拟地承认我们存在（我们也虚拟地承认他们存在）的他者发来的空洞信息，来确认我们自身的身份认同。最终若当我们死了，我们稍纵即逝的交流就成了检查关于我们是谁的线索，这有点像是王尔德构想的一则短短的寓言故事：

一个英俊的少年，每天都到一个湖边欣赏自己的美貌。他对自己的容颜非常痴迷，以致某一天掉进湖中溺水而亡。在他落水的地方长出了一株鲜花，人们把它称为水仙花。

水仙少年死后，山林女神们来到了湖边，发现它由一个淡水湖变成了一潭咸咸的泪水。

“你为何流泪？”山林女神们问道。

“我为水仙少年流泪。”湖回答说。

“你为水仙少年流泪，我们一点儿也不惊讶，”山林女神们说道，“我们总跟在他的后面奔跑，但是，只有你有机会如此真切地看到他英俊的面庞。”

“水仙少年长得美吗？”湖问道。“有谁能比你更清楚这一点呢？”山林女神们惊讶地回答道，“他每天都趴在你的边沿欣赏自己的美貌。”

湖静默了片刻，最终说道：“我是为水仙少年而哭，可是我从来没有注意他的容貌。我为他流泪，因为他每次面对我的时候，我都能从他的眼睛深处看到我自己的美丽。”

Narcissus，Marcantonio Franceschini

阿丽思想到了另一种确定她可能会是谁的方式。当被困在兔子洞里的时候，阿丽思问自己她到底是谁，她拒绝成为她所不想成为的任何一个人。“他们要是把头伸着往底下叫：‘上来罢，宝宝！’我就只往上瞧着对他们说：‘那么我是谁？等到你们先告诉了我是谁，要是我喜欢做那个人，我才上来；要不是，我就还在这儿底下待着，等我是了一个别人再看。’”2如果事情看上去似乎并没有意义的话，那么阿丽思就将要确保她自己为自己选择了一个意义（选择一个能够表示这种意义的身份）。她可能会跟荣格一样回应说：“我必须传达我的答案，否则我就只能依赖于世界的回答了。”阿丽思必须把毛毛虫提出的问题转变成她自己的问题。

然而，尽管我们的世界看似跟阿丽思的奇境一样疯狂，但我们的世界同时也诱人地表明着它确实具有一个意义，如果我们认真地去看那些“胡说八道！”的背面，我们将会找到一些能够解释这个世界的东西。阿丽思漫游奇境的过程是以不可思议的精确性和连贯性展开的，因此作为读者的我们对于我们周围所有荒谬的东西，将会感到越来越强烈的难以理解。这整本书都具有某种禅宗公案或者古希腊悖论的特质，具有某种意义，同时又不可言喻，这是一种接近于启示的东西。我们的感受随着阿丽思坠入到了兔子洞里面，跟随阿丽思走完了她的旅程后，奇境之中的疯狂不是任意决定的，也不是全然无辜的。介于一半史诗和一半梦境之间，路易斯·加乐尔构想出来的这个故事为我们呈现出了一个必要的处于坚实的大地和仙境之间的空间，一个可以用一种或多或少更加明晰的术语（或者我们也可以将其翻译成“故事”）看到整个宇宙的绝佳视角。正如同数学公式让路易斯·加乐尔着迷一般，阿丽思的奇境漫游同样既是坚不可破的事实，也是崇高的奇思妙想。

《神曲》也是同样如此。在维吉尔之手的指引下穿过地狱的危险地形，或者在贝缇丽彩至关重要的微笑之中穿过天堂牢不可破的逻辑，但丁在这两种层面上同时行进着他的旅途：一种层面是铸就但丁（以及我们，但丁的读者）的血肉之躯的现实的层面，另一种层面则是可以重新思考和改变现实的层面。这种双重现实，就像栖息在树枝上的歙县猫一样，身边漂浮着令人眼花缭乱的可见的东西，消失在奇迹般的（和令人安心的）贝缇丽彩式微笑的幽灵之中。

Dante Meditating on the ‘Divine Comedy’，Jean-Jacques Feuchè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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